這是毛新的間隔年。間隔年雖然以“年”為單位，但是時間長度靈活，短則數月，長則幾年。它通常是指人們從教育、培訓、工作中主動停下來，暫時擺脫循規蹈矩的生活軌跡，在探索中尋找人生的意義。

然而，現實中的間隔年并非浪漫的冒險。

許多年輕人選擇在間隔年與父母同住，但兩代人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不同，朝夕相處難免產生矛盾。間隔年既是兩代人增進理解的契機，也需要雙方在差異中尋找新的相處之道。

把父母當“老板”可行嗎

從小學到高中，毛新總是遵循著父母制定的嚴苛時間表，很少有放松娛樂的時間。與朋友玩耍時，毛新并非真正地享受其中，更像是完成一項父母設定的“社交任務”。毛新長期處于壓抑的狀態，大學畢業時已精疲力盡。她多次與父母溝通，都沒能得到理解。

“父母覺得我應該提高自己的忍耐力，不應該做一個逃兵。”毛新說，“他們覺得，如果你對工作單位說累了會有人理你嗎？就像銷售員對顧客說‘我累了’，顧客難道就會付錢嗎？安慰能讓你得到什么？最終還是要履行生活的責任。”

“沒有人說我可以停下來，但是我自己意識到必須停下來。”毛新說，“當時的休息肯定包含了逃避的成分，但是我必須要逃避，哪怕是用欺騙的方式。”

去年3月，余凡順利收到了研究生留學錄取通知書。出發上學前，她嘗試了超市職員、保險銷售員等不同的職業，但她父母堅持認為“一條道走到黑，總比半路摸索要好”。為此，他們關系非常緊張。“一方面和他們關系處不好，很壓抑，我非常渴望脫離這個家。另一方面我是家里蹲的，不能撕破臉，要顧及雙方的感受。”余凡說。

在朋友的建議下，余凡開始嘗試一種新的相處策略：把父母當成“老板”，適時地“示弱討好”，偶爾“畫大餅”。

“我有時會突然宣布要做頓大餐，或者主動陪我媽逛街，一路上提供很多情緒價值，‘這件衣服你穿真顯年輕’‘這個顏色特別襯你’。”余凡說。

她還嘗試勸說父母：“很多人都在家待業，探索未來方向，親戚朋友里也有沒著落的。再說，我也在努力，留學的事情準備得差不多，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通過這些方式，她和父母的關系能夠得到暫時緩和。

“把父母當成‘老板’可能不是一個可長期發展的策略，父母和子女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從事心理咨詢及教育工作逾20年的暨南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張將星教授指出。她建議年輕人可以面對面和父母溝通自己的間隔年計劃。年輕人不僅要表達自己的訴求，也要站在父母的視角思考問題，通過開放式提問的方式與父母交流，營造尊重包容的對話氛圍。

為何需要間隔年，如何再出發

在國外讀研回國后，周若嫻因不確定就業方向，也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多。她參加了許多活動和學習班，探索自己的興趣，但父母一直催促她找工作。“他們需要我一直處于忙碌或者正經工作的狀態，不然他們覺得我對家庭沒貢獻。”周若嫻說。最后，她頂不住父母的壓力，走進了職場。

出身農村的劉超在大學畢業后嘗試了幾份工作，但都不滿意，于是辭職在家，專心備考公務員。他父母認為考公只有“靠關系”才能考上，勸他認清現實，放棄考公，踏踏實實找個工作。

“我父母在思想認知上和我有一種割裂感。在家待久了，他們看見我就煩。因為我在備考，他們不明說，但是我能感受到。”劉超說。他無法忍受和家人同住的壓力，現在搬到了考公的自習室宿舍，邊打工邊備考。

張將星指出，70后80后父母成長于社會快速發展時期，有著追趕時代步伐的緊迫感。因內心有著對落伍時代的焦慮，他們有時會用一種過度控制的方法來確保孩子待在自己認為的安全范圍內。

基于這一心理背景，張將星認為，年輕人應對間隔年有清晰的規劃，明確為什么需要間隔年、如何利用這段時間以及未來如何再出發。這有助于他們增強自己的心理韌性，更從容地應對外界的質疑，保持內心的堅定。父母的觀念往往受時代背景和成長經歷的影響。年輕人應認真傾聽父母反對間隔年的原因，理解他們背后的擔憂，并針對父母的顧慮提出具體解決方案。隨著年齡增大，父母的開放程度可能有所局限，但他們始終保持著終身發展的可能性。年輕人可以主動運用自己掌握的知識，幫助父母共同進步。只有通過這種開放、傾聽式的溝通，才能真正實現兩代人的相互理解與支持。

與父母劃定邊界，彈性而清晰

在拿到錄取通知書前，余凡和父母經常因留學擇校問題爭吵。

每當她作出選擇，父母總會提出很多質疑，“為什么選這個，萬一不行怎么辦？”余凡最終委托留學申請中介處理申請事宜，自己只負責準備材料，向父母解釋的任務則推給中介，“他們經常被情緒主導，而不是真正解決問題”。

和父母一起住，余凡覺得已經讓渡了一部分自主權，所以留學申請的決定權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她獨自申請了一部分學校，沒有告訴父母和中介。“以前父母非常想掌控我，我媽時時刻刻想扒開我的腦子，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余凡說，“但這一年我能夠真正為我的選擇和結果負責了，變得更獨立。”

毛新的假留學備考計劃還是被父母發現了，于是她開始了母親幫忙找的工作。之后她還經歷過兩次一年的職場間隔年。

3次休息中，毛新感覺“越來越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的人，越來越看到自己的一些真實需求了”。“我和父母會有關于工作的激烈爭吵，但是至少爭吵開始了。以前在我的事情上，我和父母沒有任何爭論，都是父母之間在爭吵我的事情。即使我反對，最后還是會聽父母的。”毛新說。

毛新在與父母相處時遵循著明確的界限，清楚區分哪些是自己的事情，哪些是父母的。過去父母遇到困難時，即使他們沒有向她求助，她也會主動幫忙。而現在，只有父母明確開口求助，她才會提供幫助。

當察覺父母遇到困難卻不愿直說時，毛新會通過反問來確認：“你現在是要請求我的幫助嗎？”在明確父母的需求后，毛新才會行動。同樣，當她需要家人的幫助時，也會直接說出“我需要幫忙”。

“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邊界應是彈性的、清晰的，要避免孩子絕對不讓父母跨界或父母隨意跨界等邊界的極端化。”張將星說。

“真正的獨立不是逃離父母，也不是年齡到了，而是通過自我成長讓父母放心，自己確實可以照顧好自己，已經長大成人，從而和父母逐漸形成合理的距離，可以離得近走得開。”張將星說，“子女獨立不是決裂型、對抗型，應該是合作型。父母子女都看到對方的優點，互相學習，明白彼此都是對方重要的情感支持，在相處中共同成長。”

距離近了會抱怨，距離遠了會想念

除了催促周若嫻找工作，父母也希望她對婚姻有規劃。周若嫻雖然不排斥父母安排的相親，但不能接受父母給她同時安排多個相親對象。

“他們覺得我要同時多相幾個，從里面挑登對的。我一會兒跟這個聊，一會兒跟那個聊，最后哪個都沒感覺，還很內耗。”周若嫻說。后來，她干脆對父母安排的相親對象都說“我不想聊”。

周若嫻與父母同住期間，常因生活瑣事吵起來：填錯快遞地址被父親質疑“這點小事都做不好，以后工作能力也一定很差”，頭發留長被母親催促修剪，疲憊時斜躺沙發被批評“沒有女生該有的樣子，坐要坐直”……

若是小爭執，周若嫻會終止對話，沉默以對；若沖突升級，則出門散步，暫時回避。但這兩種方式都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下次還是會因為同一類事情爭吵。

對于化解日常矛盾，張將星建議年輕人首先要靜下心來，以“我感受到自己有什么情緒”的句型幫助自己和情緒分離，并和父母溝通自己感受到的情緒。之后，邀請父母分享他們的情緒以及情緒產生的原因。“可以邀請父母分享當時為什么這么急？為什么要求必須要坐好，不許躺在沙發上？父母可能只是說，‘女孩子不就是應該這樣的嗎？’你可以追問他們，如果沒這么做會怎樣？或者在他們的成長歷程中是不是也這樣被要求？能不能講一個具體的故事？”以具體事例展開的對話，能讓矛盾轉化為增進理解的契機，變成父母和子女關系的養分。

周若嫻表示，雖然爭吵不斷，但間隔年讓她有更多機會陪伴和關心家人。現在工作繁忙，參加的家庭聚會次數明顯減少，對長輩的照顧也不及從前周到。

去年9月，余凡前往瑞典，開始她的留學生活。回望過去一年在家里的日子，她和父母頻繁吵架，互相不理解。作為獨生子女的她打算畢業后留在國外就業，這一年可能是她成年后唯一一次能和父母長時間相處的時光。“挺奇怪的，即使間隔年里我對父母的態度很惡劣，但離別時他們非常舍不得我，笑著說‘其實你一直在家里也挺好’。”余凡說。

距離近了會抱怨，距離遠了會想念，余凡和父母一直在親密和獨立之間尋找平衡，探索適合他們的相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