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某已經拿到新的執行款分配方案，近80萬元被重新分配給了他！”電話那頭，陳某的代理人語氣激動；電話這邊，貴州省貴陽市云巖區檢察院承辦檢察官的心終于可以放下了。

借貸糾紛進入執行程序

執行異議人“橫空出世”

(相關資料圖)

2015年3月，陳某向云巖區法院起訴，請求判令王某夫婦歸還其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計418萬元。陳某同時向法院申請訴前財產保全，查封王某夫婦名下的一套房產。

經過一審、二審，貴陽市中級法院判決王某夫婦歸還陳某借款本金318萬元并支付銀行同期貸款利率4倍的利息。2016年4月，陳某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被查封的房產。

正當一切按程序順利進行時，2016年11月，案外人李某突然向法院提出執行異議申請。李某稱，早在2015年1月，陳某尚未提起訴訟的時候，他就已經和王某夫婦就案涉房產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約定以300萬元購買該房，合同簽訂當日他先支付了250萬元，王某夫婦向他交付了房屋及權屬證明，但當時房子正出租給某保險公司，于是雙方將房屋買賣事宜告知了保險公司。后來，都是由他收取該房屋的租金。

李某還稱，2015年9月，他向王某夫婦支付了剩余的50萬元購房款，但房子被法院查封了，王某夫婦一直沒有為他辦理過戶手續。因此，2015年底，他向云巖區法院提起履約之訴，要求王某夫婦履行房產過戶義務，協助其辦理房屋過戶手續。法院雖然以該房屋已被司法機關查封，不具備辦理過戶手續的條件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但認定了《房屋買賣合同》合法有效，也認定了他已經支付300萬元購房款的事實。

基于上述情況，李某向法院申請撤銷對案涉房屋的執行行為，解除對房屋的查封。

云巖區法院經審理查明，2014年1月，王某夫婦抵押案涉房產向某銀行貸款300萬元，并將該房產所有的產權證等封包交存銀行。同年9月，王某夫婦將房子出租給某保險公司。2015年1月，房屋所有權證、土地使用權證均還押在銀行，因此，王某夫婦不可能將該房屋的權屬證明交付給李某。王某夫婦也沒有及時通知保險公司該房屋已被出售，而是在法院已查封了該房屋8個月后，才通知保險公司將后續租金交給李某。這些情況均與李某所稱不符。于是，2017年1月，法院以李某所提交的證據不實為由，裁定駁回其異議請求。

而作為債權人的陳某，也對王某夫婦與李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時間及真實性心存質疑：“王某夫婦在和我打官司時從沒提到過這個房子已經被賣了的事實；當時房子已經租給保險公司了，保險公司對此也毫不知情。”

執行異議被駁回

解約之訴獲支持

因執行異議申請被駁回，李某便以陳某為被告、以王某夫婦為第三人，向云巖區法院提起了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請求法院判令立即停止對案涉房屋的強制執行。

然而，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李某對于購房款的來源卻多次表述不一致，始終無法說明購房款的合法來源，向法庭的陳述也多處存在前后矛盾的情況。

云巖區法院經審理認為，即便李某與王某夫婦確實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但合同簽訂的時間以及合同是否已實際履行均無法證實，并且也無證據證明李某是在法院查封該房屋前就已實際占有并控制了該房屋，遂判決駁回了李某的訴訟請求。

李某不服該判決，向貴陽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2017年9月，貴陽市中級法院以該案不具備排除執行的條件為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執行異議之訴敗訴后，李某并未停歇，而是又以王某夫婦為被告，向云巖區法院提起解約之訴，請求解除雙方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請求王某夫婦返還其已支付的300萬元購房款并承擔60萬元違約金。

庭審中，王某夫婦對李某提出的事實和理由均無異議。云巖區法院經審理認為，李某與王某夫婦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因案涉房屋被抵押不具備辦理過戶手續的條件，故支持了李某的解約之訴。

2018年2月，云巖區法院判決解除雙方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由王某夫婦返還300萬元購房款并支付違約金。

執行案款分配再起糾紛

檢察官發現諸多疑點

解約之訴勝訴后，李某作為債權人，申請參與執行款的分配，云巖區法院依據制定的分配方案，分配給李某近80萬執行款。

對于這樣的“突發情況”，陳某難以接受，認為云巖區法院關于解約之訴的判決錯誤，損害了其作為實際債權人和執行申請人的合法權利，遂以案外人身份向云巖區檢察院申請監督。

受理陳某的申請后，云巖區檢察院民事檢察官隨即調閱了法院卷宗、詢問了案涉當事人、調取了相關證據，發現在李某訴請解除《房屋買賣合同》一案中，當事人雙方對事實、證據都沒有爭議，從對該案的書面審查情況來看，未發現任何問題。“然而，串通型虛假訴訟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雙方當事人無爭議、無實質性對抗。”檢察官結合以往的辦案經驗，對該案的判斷更加謹慎。

經過進一步調查核實，承辦檢察官發現，圍繞王某夫婦名下的這套房產，李某曾多次提起訴訟，有的勝訴，有的敗訴，讓人眼花繚亂。可對所有訴訟案件進行仔細梳理、反復推敲后，又不難發現諸多疑點——

李某系某小額貸款公司員工，其所在的公司曾用其身份證在各大銀行開設賬戶從事信貸業務。李某賬戶的資金往來與其收入明顯不符，結合其職業性質，可以判斷，李某向王某夫婦支付房款的賬戶應該是一個做資金周轉的交易賬戶，不是李某的私人賬戶。而王某夫婦也從事小額貸款業務，與李某就職的公司一直有業務往來。2015年1月，李某的賬戶中確實有一筆250萬元的款項轉給了王某，但轉賬備注為往來款，因此，那250萬元轉款是否為李某付給王某夫婦的購房款十分可疑。

此外，在李某提起的執行異議之訴中，李某和王某夫婦對于房屋買賣中的細節問題一再以記不清楚、沒有留意等說辭搪塞，且前后陳述相互矛盾，也明顯不符合購買房屋的交易常理。

從以上諸多可疑之處，承辦檢察官推測，圍繞案涉房產的連環訴訟行為很可能涉嫌虛假訴訟罪，遂通過檢察一體化辦案機制，將案件線索移送本院刑檢部門，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再審糾正錯誤的事實認定

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以保障

檢察機關經調查核實認為，2015年11月，李某訴請王某夫婦履行過戶手續的訴訟中，法院并沒有支持李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并無不當。2018年2月，法院作出解除《房屋買賣合同》、王某夫婦返還李某購房款及違約金的判決，認定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適用法律錯誤，應當予以監督。

“通過調查核實可以判定，由李某提起的連環訴訟，是其與王某夫婦憑借雙方之間的業務流水捏造產生；案涉《房屋買賣合同》是虛假的，侵害了第三人陳某的利益，屬于無效合同。如果只對解除合同的判決進行監督，而不監督糾正履約之訴的判決，會導致對買賣關系是否真實存在、買賣合同是否實際履行出現不同的認定，造成司法不統一。”檢察官認為，判決結果正確但確認的基本事實錯誤，檢察機關同樣應當依法監督。因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0條第（六）項的規定，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基本事實當事人無須舉證證明，在另案審理中法院可以直接認定，這樣就會對其他案件的事實認定產生影響。

2020年8月，云巖區檢察院分別就履約之訴和解約之訴發出再審檢察建議書，認為兩案的生效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適用法律錯誤，應予以糾正。

2020年12月，云巖區法院就解約之訴作出再審判決，維持解除李某與王某夫婦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的判決，撤銷王某夫婦返還李某購房款和支付違約金的判決。同時，針對履約之訴，再審法院認為，原判認定支付300萬元購房款已被之后云巖區法院和貴陽市中級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認定該款不能證明是支付的購房款，《房屋買賣合同》未履行，遂維持了原判決，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

李某對解約之訴的再審判決不服，上訴至貴陽市中級法院。2022年4月，貴陽市中級法院作出裁定，認為本案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當事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故撤銷再審判決，駁回起訴。2022年11月，云巖區法院作出執行案款分配方案，將原來分配給李某的近80萬元案款分配給了陳某。

■檢察官說法

捏造的證據總會露餡

在辦理本案的過程中，綜合系列案件，特別是李某以王某夫婦為被告的案件情況，可初步判斷王某夫婦預感在與陳某的訴訟中敗訴風險較大，遂與李某在雙方數筆經濟往來中搜尋出“恰當記錄”，按照轉款時間，炮制《房屋買賣合同》，虛構買房事宜，意圖逃避法院對案涉房屋的強制執行，涉嫌虛假訴訟罪。

李某和王某夫婦都是小額貸款業務的從業人員，對虛假訴訟的反偵查意識和能力較強。目前，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刑事案件還在審理中，李某等人是否構成虛假訴訟罪還未可知。在刑事案件尚未認定虛假訴訟罪的情況下，相關民事生效裁判能否以虛假訴訟為由進行監督，是民事虛假訴訟監督的一個難點問題。司法實踐中，在刑事不構罪或者沒結果的情況下，法院一般不會采納檢察機關對于虛假訴訟的監督意見。特別是本案中雙方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在當事人未承認虛假的情況下，很難證明是虛假的。對此，檢察機關可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07條規定的情形提出監督意見，從案件的基本事實和證據出發去尋找破綻。捏造的事實和證據，總會存在瑕疵，因此審查案件細節尤為重要，尤其對于多次訴訟的，還要關聯起來分析，找出當事人在每次訴訟時對同一事實的陳述、辯解存在的矛盾之處。本案中，正是經過了全面細致的審查，檢察官才作出了嚴謹、準確的判斷，所提出的再審檢察建議獲得法院采納，使錯誤判決得以糾正，真實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最終得到了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