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上飽經風雨的電動車，每天保持“在線”10小時以上，日行100公里起步，這就是43歲的李軍作為閃送員的工作日常。

“干我們這行，沒有休息日，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老家，那就是一個字：干。”2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也是他從事閃送的第四年。剛開始，閃送員沒有那么多，算法似乎也不是那么“聰明”：從家所在的東四環出發，好不容易趕到了遠在西北六環的沙河，系統一番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調配，又“任性”地把他跨調到了西南六環開外的良鄉。雖然有些無奈，李軍也只能接受指令，硬著頭皮繞北京城“跑圈”。

后來，同行越來越多，算法更加智能，李軍也有了自己專門負責的服務區?？墒?，長期在戶外工作，風里來雨里去的日子依舊少不了。最初，家里人還會擔心他的安全，怕他發生危險，時間久了，也就慢慢習慣了。對他而言，這份工作相對靈活自由，沒有太多要求和約束，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單量，就能獲得較為固定的收入。每天早出晚歸的日子雖然辛勞，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兩個女兒，自己便感到無比充實。

這份工作，也讓他咂摸出不少樸實真摯的人生味道。剛開始做閃送員時，正趕上夏日炎炎，一位客人讓他等了很久，最終打了3遍電話才出來。正當他有些煩躁、差點發火時，對方從身后“變”出一瓶冰鎮可樂，暖心地說了一句：這么熱的天，師傅辛苦了。聽到那句話，他心里的火氣一下全沒了。每天跑單，他要接觸形形色色的人。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還是好人更多。疫情期間，李軍也在回饋著這些人間善意，盡己所能多作貢獻。在疫情蔓延初期，他看到有一單掛了很久都沒人接，因為地址是在醫院，大家都比較緊張。后來，李軍還是選擇接了這單，也沒有收對方要給的紅包。他說：“就算是我作了一點點小貢獻吧。”

不過，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由“外來務工人員”和“網約工”雙重角色交織產生的新老問題，也讓李軍心底生出不少愧疚、憂慮與不安。家鄉衡水離北京雖只有200多公里——他不到三天就能輕松跑足的“工作里程”，可是與親人分別的這段距離，卻讓李軍再難跑進小女兒的心里。自她6歲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學后，孩子的話就越來越少，甚至已經好幾年都沒有喊過爸爸了。外出拼搏讓李軍無暇照顧家人，對父母和孩子都產生了虧欠感。

李軍心里清楚：他與平臺只是商業合作關系，并沒有簽訂雇傭合同，也沒有“五險一金”。長期在戶外工作，發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幾率相對較高，不幸出現工傷后會不會有維權難問題?一旦行業發展出現大變動，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后怎么辦?自己已經40多歲，沒有養老保險，年老之后又該怎么辦?這些切實存在的問題，不時激起他對于未來的焦慮。

解決這些擺在眼前的困境和難題，成為他對于今年兩會的最大期許：作為一名父親，他希望國家的教育政策能對留守兒童多一些關注和扶持，讓長期在外的他們少些牽掛，更加安心。作為一名勞動者，他也希望能夠獲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勞動保障，讓自己也可以擁有社保。

正如李軍所說的，他只是“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外賣員、送菜員、跑腿員、網約車司機……這幾年，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發展漸成氣候，相關從業者中，許多都是外出務工人員。據國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9年，為共享經濟提供服務的人數為7800萬人，同比增長4%。人社部于2020年8月發布的新職業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顯示，網約配送員的就業群體規模迅速增長，每天“跑在路上”的網約配送員已經達到百萬級。

他們整日奔波穿梭，有如城市運行中必不可少的“毛細血管”。由于行業發展較快，相關勞動和社會保障仍不完善，許多人都面臨著與李軍類似的問題。對此，首先需要盡快規范外賣員、閃送員等靈活就業人員與平臺的用工關系，避免因此衍生的工傷認定難、缺乏假期保障、工作時長過長等關乎勞動者權益的問題。此外，也有必要加快推進社會保險對這些群體的覆蓋。全國人大代表許小英就曾提議針對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特點，通過制度創新，制定能夠切實保障勞動力權益的社保政策。

2021年，李軍的愿望很簡單：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單，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今年高考的大女兒能順利考上北京的大學，與他們早日團聚。李軍的目標，也是眾多在外打工者樸素心愿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