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德溫認為，全球化4.0就是第三次解綁：當數字技術允許在沒有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利用國際工資差異套利時，這就會發生。

服務貿易正變得越來越容易，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日益增長的數字化跨境服務貿易能力為各個經濟體及個人打開了新的機會之門。

瑞士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及發展研究院國際經濟學教授、歐洲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鮑德溫(Richard Baldwin)在闡釋全球化和“第三次解綁”概念相關性時提出，目前全球剩下的最大套利機會就在服務領域的工資率上。

“在不同國家，執行類似任務的費用通常相差10倍。相差10000%，這是一個非常誘人的套利機會。但是到目前為止，由于技術壁壘，很少有公司可以套利這些差異。”他解釋道，“但是數字技術正在改變這一現實。”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海南研究院院長、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服務貿易有4種提供方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跨境交付主要是通過遠程通訊手段進行的。

“這種方式的服務貿易原來就存在，但在目前的信息技術發展環境下，它在4種服務貿易的提供方式中的地位現在越來越突出。”崔凡說，“在這一輪的全球化新浪潮中，跨境交付建立在服務貿易的供給和需求方的空間解綁上，也會相應地發生一系列的變革。”

“隨著5G、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制造業的服務化以及采用遠程通訊手段的服務貿易也會迅速地發展，這些都是新一輪的全球化可能包含的特征。再比如網上廣交會，展商和采購商可以不在線下交流，甚至說隨著未來虛擬現實技術的增強，我們都能夠聽到、看見以及觸摸到這個商品。”崔凡舉例稱，“這是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是通過遠程通訊手段這種跨境交付方式的迅速發展，也可以說是推動整個新的全球化的根本特征之一。”

服務貿易與全球化解綁

在某種程度上，套利行為推動了全球化。鮑德溫解釋，只要各國相對價格不同，人們就可以通過低買高賣的雙向套利賺錢。當涉及到商品時，套利被稱為貿易。幾個世紀以來，技術限制意味著套利主要發生在商品上。全球化主要意味著商品跨越了國界，不過大約從1990年開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使得一種不同類型的套利成為可能：跨國工廠。

協調技術使七國集團(G7)的公司得以將一些生產階段擴展到附近的發展中國家去，同時仍保持整個生產過程仍平穩可靠地運行。巨大的工資差異使得這種通過制造地點的套利有利可圖。

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鮑德溫認為，歷史上全球化的發展經歷過四次浪潮，共發生了三次解綁。第一次解綁可以追溯到1860年左右開始的國際貿易的興起，發生了貨物貿易的供給方和需求方的解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貿易進一步發展，第一次解綁也隨之進一步深化。

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全球價值鏈逐步成形，這被稱為“全球化3.0”。崔凡解釋道，這一次的全球化也伴隨著第二次解綁，這其中不僅涉及到貨物貿易的供給和需求解綁，而且是整個生產鏈條上各個生產環節的解綁，生產環節在全球空間上的分離。到了現在，貨物服務貿易的供給和需求在空間上的分離現象變得更加突出了。

鮑德溫認為，全球化4.0就是第三次解綁：當數字技術允許在沒有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利用國際工資差異套利時，這就會發生。

他還解釋道，全球化1.0、2.0和3.0主要是那些以制造產品為生的人所關心的問題，而全球化4.0將沖擊服務業。在發達經濟體中，數以億計的服務業和專業人員將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數字貿易飛速發展

如前所述，服務貿易有4種提供方式，其中跨境交付指服務的提供者在一世貿組織(WTO)成員方的領土內，向另一成員方領土內的消費者提供服務的方式，如在中國境內通過電信、郵政、計算機網絡等手段實現對境外的外國消費者的服務?？梢钥吹降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數字貿易中的跨境交付的地位在疫情中得到了推動，開始飛速發展。

據商務部服貿司8月初發布數據顯示，受疫情沖擊，2020年上半年我國服務貿易規模有所下降，總體呈現趨穩態勢，服務出口表現明顯好于進口，貿易逆差減少，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比提高。

從具體數據來看，今年1~6月我國服務進出口總額為22272.8億元，同比下降14.7%。其中，出口9127.9億元，下降2.2%;進口13144.9億元，下降21.7%;帶動服務貿易逆差大幅下降46.1%至4017.1億元，同比減少3440.1億元。

其中，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趨向“在線化”與“零接觸”發展，受疫情影響總體可控，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在疫情沖擊下更顯優勢和潛力。

上半年，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比提高。1~6月，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進出口9744.3億元，增長9.2%，占服務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43.7%，提升9.6個百分點。其中，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5128.7億元，增長9.7%，占服務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56.2%，提升6.1個百分點;知識密集型服務進口4615.6億元，增長8.6%，占服務進口總額的比重達到35.1%，提升9.8個百分點。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服務貿易研究所所長李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易這一部分不僅受到疫情的沖擊不大，而且互聯網軟件服務外包這些業態可能還做到了逆勢增長，“比如服務外包1~6月的數據就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

商務部網站消息，2020年上半年，我國企業承接服務外包合同額6795.3億元，執行額4501.3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9%和10.9%。其中，新興數字化服務和研發、維修等生產性服務快速增長。云計算服務、人工智能服務、區塊鏈技術服務等新興數字化服務離岸執行額同比增長迅猛。

相比之下，傳統服務貿易受疫情影響明顯。2020年1~6月，我國旅行服務進出口5580.8億元，下降42.9%，其中出口下降45.0%，進口下降42.6%，是導致服務貿易下降的主要因素。

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第三次解綁的跡象已經明顯得到加強，包括遠程的醫療、辦公、教育和會議等都有了飛速的發展。

“以遠程醫療來說，這原來只不過是簡單的遠程互傳一些信息，但通過現在的手段，已經開始有了一些遠程連接診療設備的試驗，醫生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直接看到病人的狀態，這些發展會成為服務貿易進步的重要的動力。”他解釋道。

李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國家有關部門在積極推動數字貿易的發展，包括傳統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在未來，雖然挑戰較大，但是挑戰對各個國家都一樣，而且可能對其他國家的挑戰更大，因此要仔細思考如何在疫情存在的情況下，對外輸出我們的商業模式，比如中國的互聯網技術、軟件服務以及社交媒體等。

李俊對記者說，他剛剛從南方調研回來，一些互聯網企業的確想“出海”。

“疫情之下國外與中國一樣都存在‘宅經濟’，這也是這類企業快速發展的機遇。”他解釋道，比如在國外，有些人不喜歡網上購物，直接去實體店購物，可是現在疫情之下，客觀地推動了他們生活方式的數字化，因此產業需要轉型來適應疫情，推動其數字化發展，而正好中國在這方面確確實實是領先的，甚至對有些發達國家都是領先的。

在他的觀察中，他覺得中國很多年輕的企業家都野心勃勃，希望未來走向國際市場。“但是他們也擔心未來形勢，對于哪些國家是優先開拓對象比較謹慎。”李俊說，不過當下，確實是機遇，全球都在發展數字貿易，而我們中國在應用層面上確實是有優勢的。

服務貿易逆差來源與繼續開放

根據WTO發布的《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2019)報告，2018年，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占世界的比重為4.57%，世界排名第二，其中服務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為4.6%，世界排名第五;服務進口占世界的比重為9.4%，位列世界第二。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53.9%，比上一年提高0.6個百分點，高于第二產業14.9個百分點。

這一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該行業水平，不過仍有差距。據世界銀行統計，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以美國為例，2019年美國21.43萬億美元的GDP中，屬于服務業的為17.36萬億美元，占美國經濟總量81%。

如何從服務貿易大國成為服務貿易強國?

值得指出的是，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知識產權使用費。據商務部統計，2017年我國知識產權使用費進出口2252億元，占服務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79%;其中，知識產權使用費出口322億元，進口1930億元，貿易逆差達1608億元。

相比于知識產權使用費，同屬知識密集型服務的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和金融服務則呈順差態勢。2017年，我國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進出口總額為3171億元，占服務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約6.7%，排名第四，僅次于旅行、運輸和其他商業服務;其中出口1876億元，進口1295億元，形成581億元順差。金融服務進出口總額為359億元，占服務進出口總額的0.76%，其中出口250億元，進口109億元，形成141億元順差，不過在總量方面，同目前全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排第一的美國仍有差距。

據第一財經記者梳理，2016~2019年間，中美兩國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差距不斷擴大。

以2016年為例，中國金融服務進出口總額為52.4億美元，其中出口32.1億美元，進口20.3億美元;同年美國金融服務進出口總額為1474.3億美元，其中出口1147.6億美元，進口326.7億美元，分別比中國多出1421.9億美元、1115.5億美元、306.4億美元。

2019年，中國金融服務進出口總額為63.2億美元，其中出口39億美元，進口24.1億美元;同年美國金融服務進出口總額為1760.5億美元，其中出口1357億美元，進口403.5億美元，分別比中國多出1697.3億美元、1318億美元、379.4億美元。

崔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服務貿易是我國對外資開放的重點部門，負面清單上的重點也越來越多地覆蓋在服務貿易領域，其中包括今年繼續開放的金融業，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會開放的電信業，這些都是外資含量和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現代服務業。

崔凡認為，這些外資含量和技術含量都比較高的現代服務業，在我國的開放進程其實是一直在推進的，包括金融業的擴大開放是從2017年左右開始的。

在推動服務貿易繼續發展的背景下，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批復同意并印發了《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新一輪試點從原有的17個試點地區擴圍至28個試點地區，同時，在前兩輪基礎上“全面深化”，重點圍繞推動服務貿易改革、開放、創新，提出三個方面8項試點任務、122項具體舉措。

《總體方案》指出，為進一步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東北振興、長三角一體化、西部大開發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新一輪試點從原有的17個試點地區擴圍至28個試點地區，新增大連、廈門、青島、石家莊、長春、合肥、濟南、昆明、烏魯木齊等9個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并將貴安新區與貴陽、西咸新區與西安連片發展，兩江新區擴圍至重慶21個市轄區，進一步凸顯了新時期服務貿易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中的作用。

商務部服貿司司長冼國義在近期的記者會上表示，在開放方面，上一輪試點在法律、金融等領域推出了6項開放便利舉措，新一輪試點的開放力度進一步加大，在運輸、教育、醫療、金融、專業服務等領域，重點推出26項舉措。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上述舉措主要包括：針對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費，進行開放壓力測試，如推動允許外國機構獨立舉辦涉外經濟技術展會、在中國境內經營無船承運無須為中國企業法人、支持與境外機構合作開發跨境商業醫療保險產品等;針對自然人移動，探索放寬特定服務領域限制性措施，推動職業資格互認，便利境外專業人才來華創新創業，如試點允許符合條件的港澳專業人士在海南、深圳、廣州等試點地區提供工程咨詢服務，開展與港澳專業服務資質互認試點，探索整合外國人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許可，便利外國人來華就業等;針對以上三種模式開放后進一步提升開放成效，鼓勵試點地區加強服務貿易國際合作，如積極推進教育、法律、金融等領域國際合作，建設國際服務貿易合作園區等。(作者：馮迪凡 ? 高雅 ? 李欣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