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房人劉某將購房款及稅費277萬余元轉給房屋經紀公司銷售經理胡某，卻不料胡某卷款潛逃，于是劉某起訴房屋經紀公司要求退還全部購房款及其他損失。一審法院支持了劉某的部分訴訟請求，駁回了劉某要求經紀公司賠償其交給胡某的62萬元購房稅費的請求。

一審判決后，劉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一中院”）提出上訴。11月2日，新京報記者獲悉，近期北京一中院審結該起中介合同糾紛案，認為劉某理應依約直接將稅費向主管機關繳納，在與胡某的交往中，沒有盡到審慎義務，存在一定責任。因此，劉某應自行承擔其直接向胡某支付購房稅費62萬元的相應責任。

最終北京一中院維持一審判決，判決經紀公司賠償劉某損失172萬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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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業務員“跑路”，購房款打水漂

原告劉某通過某房產經紀公司的銷售經理胡某得知王某（案外人）欲低價出售一套房屋，遂與胡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補充協議，合同約定劉某應向王某個人賬戶或以建委資金監管的方式支付購房款，并直接向稅務主管機關支付稅費。

后劉某直接向胡某個人賬戶支付購房款項共277萬余元，其中包括購房稅費62萬元。胡某攜款潛逃，后被判犯詐騙罪，受到刑事處罰。事后劉某將經紀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該公司退還購房款277萬余元，并賠償資金占用損失。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胡某系經紀公司門店經理，負責二手房買賣業務。胡某在房屋買賣合同中作為中介方即該經紀公司經辦人的身份簽名，而房屋買賣合同中約定了房價款及居間服務費金額，并加蓋有該經紀公司合同專用章字樣的印章，定金專用收據亦加蓋有該經紀公司收據專用章，充分顯示出胡某以中介方該經紀公司經辦人的身份，與劉某溝通房屋交易情況，并指示劉某向其本人及指定賬戶支付購房款項等事實。

劉某基于對經紀公司作為從事中介活動的營業主體的信任，以及對胡某經紀人身份的信賴才產生購買意向。且劉某向胡某支付購房定金后，經紀公司為其出具收據，劉某亦有充分理由相信胡某的收款行為系其作為經紀公司經紀人履行工作職責。

因此，劉某雖未與經紀公司簽訂書面的中介合同，但雙方形成了事實上的中介合同關系，故經紀公司應對胡某的中介服務行為所產生的后果承擔責任，劉某有權要求經紀公司承擔損失的數額。

對于62萬元購房稅費，劉某明知雙方在補充協議中明確約定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稅費由承擔方直接向主管機關繳納，且向國家稅務機關繳納稅費并不屬于經紀公司提供中介服務的范圍，故劉某無權要求公司賠償該筆損失。

一審法院認為，對于扣除購房稅費后的215萬元購房款，一方面，經紀公司對其業務員從事買賣中介的服務過程欠缺監管，致使其公司業務人員利用其居間身份從事犯罪活動，給劉某造成了經濟損失；另一方面，劉某被胡某陳述的低房價吸引，作為購房人未盡到基本審慎的注意義務，且基于對胡某的輕信而實施直接向胡某進行支付的行為亦有部分過錯。

綜合考慮上述情形，一審法院最終判決經紀公司賠償劉某損失172萬余元。

購房者未盡到審慎的注意義務，承擔稅費損失

劉某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一中院提出上訴，主張其已盡到審慎義務，不存在過錯，且經紀公司應承擔的損失范圍包括62萬元稅費。

北京一中院經審理后認為，劉某曾通過經紀公司購買過房屋，其應對房屋交易的相關流程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劉某知曉房屋的交易價格低于同期市場價格，卻未向房屋業主本人對房源予以核實，未盡到基本審慎的注意義務。

其次，依據合同約定的關于房屋交易具體事宜的約定，劉某理應將購房款以自行支付給王某或以建委資金監管的方式支付給王某，但劉某均系將購房款以轉賬方式支付至房屋中介胡某賬戶，未能按照約定的方式支付購房款，亦未盡到審慎的注意義務。

最后，依據合同的約定，劉某理應將稅費直接向主管機關繳納，且向國家稅務機關繳納稅費并非經紀公司提供中介服務的范圍，因此，劉某應自行承擔其直接向胡某支付購房稅費62萬元的相應責任。

一審法院綜合考慮劉某與經紀公司各自的過錯程度，酌定經紀公司應向劉某賠償損失172萬余元并無不當。

最終，北京一中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