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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省份陸續發布2022年國民經濟發展情況，在“2022年全國人口減少85萬”的大背景下，地方人口數據變化尤為引人關注。

在已公布的23個省份中，浙江以凈增37萬人位列第一，因“人口第一大省”廣東尚未披露數據，其能否蟬聯“人口增量冠軍”還有待確認；湖北、安徽以凈增14萬人并列第二，江西則以10.58萬增量排在第四位，緊隨其后的江蘇、廣西凈增人口也突破兩位數，達到10萬人。

總體來看，雖然目前已有6個省份實現兩位數人口增長，在不算上廣東的情況下，已追平2021年。但銳減的增量數據，直白地暴露了各地的人口壓力——

一方面，2021的增量“佼佼者”紛紛被調減。除浙江增量接近減半外，湖北、江蘇、福建人口增量分別減少40.74萬、18.1萬、25萬，廣西減少得最少，增量從18萬回落至10萬。

同時，從區域來看，回調趨勢同樣明顯。其中，長三角2022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年間首次跌破100萬人，實際僅增加47.46萬人。而京津冀的情況更不容樂觀，繼2021年減少29.84萬人后，2022年人口流失規模進一步擴大，達到42.3萬人。

按照學界的觀點，人口負增長一旦開始，將會持續較長時期。這意味著，吸引人口保持機械增長將是接下來地方競速的發力重點，而繼2017年“搶人大戰”推動具有一定學歷和技能的人口基本實現“零門檻”落戶后，新一輪“搶人大戰”是時候開始了。

長三角：增量跌破50萬

截至目前，23個披露數據的省份中已有16個人口自然負增長。其中，山東、河南、安徽、甘肅首次由“正”轉“負”，北京則是在2003年短暫出現負增長后，20年間第二次負增長。

對比來看，2021年人口自然負增長省份一共是13個。當然，越來越多省份開啟“負增長”狀態，并不令人意外。正如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一位研究員所言，當生育更替水平低于2.1，“一定會在未來某個時刻走向負增長”。

自然增長乏力，機械增長成為地方“穩人口”的主要辦法——通過吸引外來人口，實現人口凈增長。上述研究員提到，上海、江蘇等地雖然此前執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但通過大量吸引外來人口，在人口規模上一直表現不俗。

數據顯示，2021年上海、江蘇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轉負，分別為-0.92‰、-1.12‰，浙江、安徽保持正增長，但也只有1‰、0.05‰。在這樣“緊平衡”的狀態下，長三角全年凈增人口達到109.21萬人。

到了2022年，安徽也轉入自然負增長，“-0.93‰”對應減少5.7萬人，而浙江自然增長率也已逼近臨界線，自然增加人口僅0.3萬人。也就是說，在浙江、安徽全年凈增人口中，分別有36.7萬、19.7萬是“受吸引而來”。

需要強調的是，長三角作為經濟高度活躍的地區，長期保有較高的人口吸引力，過去十年間，區域內常住人口增量規模一直保持在100萬人以上。但2022年三省一市凈增人口僅47.46萬，創歷史新低。其中，上海人口減少13.54萬人，為10年間人口減少最多的一次。

京津冀：減量超40萬人

京津冀的情況更不容樂觀。繼2021年負增長29.84萬人后，2022年人口流失規模擴大至42.3萬人。

具體來看，北京已連續六年常住人口“溫和”負增長，2022年人口減少最多，為4.3萬人；天津則連續兩年凈減少人口規模在10萬水平；最大的變化發生在河北身上，繼2021年減少15.84萬人后，2022年流失規模接近翻倍，達到28萬人。

從增長構成來看，京津冀2021年自然增長率分別為0.96‰、-0.93‰、-0.43‰，2022年北京也轉負（-0.05‰），天津尚未公布相關數據，河北則進一步擴大至-1.71%。由此計算，在河北去年減少的28萬人中，自然負增長12.7萬人，意味著還有15.3萬人凈流出；北京自然減少0.1萬人，人口凈流出規模則達到4.2萬人。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在受訪時指出，隨著京津冀在全國大盤中經濟份額減小，在此背景下，就業崗位變化勢必會影響人口流動。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京津冀占全國GDP比重為8.29%，而2012年這一份額為9.5%，十年間呈現下降趨勢。對比來看，同期長三角占全國GDP比重保持相對穩定，2012年為23.7%，2022年為24%。

有觀點認為，北京作為京津冀地區吸納人口的主力，2014年開始主動“減量發展”后，常住人口減少是一個必然結果。但如果河北“兜不住底”——除了就業崗位，還有營商環境、公共服務品質，都會影響普通人“用腳投票”的選擇，進而影響整個區域的人口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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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以“動批”為代表的北京商貿服務業外遷過程中，河北承接了大量人口，2014年至202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22萬人。但其中一些產業遠離了北京又很難存活，打工人“往就業崗位多的地方去”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位人口學專家也提到，京津冀的經濟分布結構與長三角、珠三角很不一樣，除北京外，其他兩個省份吸納就業的能力相對較弱，而北京又更傾向于“高精尖”，如先進制造業、高端服務業，但從人口結構看，“現在流入流出的人口中，高端人才畢竟是少數。”他提醒道。

江西貴州由負轉正

從2022年各地常住人口的變化中，還可以看到，產業發展已成為一些地方“扭虧為盈”的主要籌碼。

以江西為例，常住人口增量由2021年的-1.46萬人轉變為2022年10.58萬人，這里面，自然增長僅1.1萬，機械增長達到9.48萬人。

內蒙古的情況相似，常住人口增量由2021年的-2.8萬人轉變為2022年的1.17萬人，不同的是，其自然增長人口仍然為負，減少5.4萬人，通過吸引6.57萬外來人口，方才實現“轉正”。

陳耀表示，江西這兩年“漲勢”不錯，把稀土、鋰礦等戰略性資源的優勢發揮了出來，在培育新能源產業上有不錯表現，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而內蒙古除了畜牧業外，能源基地建設、“東數西算”工程等布局，都為其吸引外來人口提供了支撐點。

不過，另外兩個“轉正”的省份，形勢仍頗為嚴峻。

其中，貴州常住人口增量雖然由2021年的-6萬人轉變為2022年的4萬人，但具體來看，其人口自然增長就有14.3萬人——是已公布人口數據的省份中自然增長量最多的一個，也就是說，貴州還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留下“自己人”。

而甘肅2022年凈增2萬人，其中包括機械增長人口2.1萬，但在陳耀看來，甘肅尚未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動能，產業上缺乏亮點，還將面臨比較困難的人口外流局面，“一個年度的數據不能說明問題”。

顯然，經濟和人口是聯動的。數據顯示，貴州人均GDP曾長期排名全國最末，在2015年、2017年、2018年連續超越甘肅、黑龍江和廣西，排名升至倒數第四，而甘肅在被貴州超越后，至今排在最后一位，2022年人均GDP僅4.5萬元，約等于浙江人均GDP的38%。

該拿什么吸引人口？

長三角是不是在“虹吸”京津冀的人口？目前披露的數據還不能直接證明這一點，但在產業集群化發展的發展思路下，細分行業向特定區域集中的趨勢也愈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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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根據第三方招聘平臺數據，杭州日前放話“吸走”了北京和上海的人才，而流入杭州的人才中，有近三成進入了“IT\互聯網\游戲”行業——杭州的優勢領域。（猜你想看：《“虹吸”京滬？杭州離一線還有多遠》）

在陳耀看來，區域格局中，產業分工和崗位多寡是影響就業人口轉移的關鍵。他強調說，一個地方的吸引力有多大，取決于區域內的就業崗位和公共服務品質。特別是隨著Z世代走向社會，地方政府更需要研究當代年輕人的需求，有針對性地提供供給。

按照受訪專家的觀點，鼓勵支持生育的效果并不能很快顯現，在2017年那一輪“搶人大戰”拉平了絕大多數城市的落戶門檻后，接下來應該拿什么吸引人口保持機械增長，是考驗，也是機遇。